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結構存在失衡，機構投資者所占比重偏低，散戶比較多，在證券虛假陳述索賠案件中，由于過去要求機構投資者要有更高的注意義務，而使機構投資者即使因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而遭受損失也無法參與索賠。導致一些證券公司、投資公司、私募基金等雖然因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遭受了損失，卻只能自認倒霉。
但進入2021年，對機構投資者來說，事情出現了轉機，機構投資者遭遇證券虛假陳述卻不能向上市公司進行索賠也許將成為歷史。
最高人民法院評選的2020年度全國法院十大商事案例出爐，由深圳中院一審、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的上訴人中車金證投資有限公司與上訴人江蘇保千里視像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陳海昌以及被上訴人莊敏、莊明等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入選。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湯欣老師以專家的身份對此案進行了點評，點評如下：
“資本市場是一個信息驅動的市場，真實、及時、有效的信息披露是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石。近年來，隨著證券監管力度的加強，部分上市公司欺詐發行、財務造假等違法行為屢屢曝光，嚴重損害廣大投資者合法權益,危及資本市場秩序，制約資本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人民法院不斷加強證券虛假陳述案件的審理工作，在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懲戒威懾證券違法行為、落實資本市場違法行為零容忍要求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常見的證券虛假陳述案件相比，本案有兩個特殊之處：一是索賠主體特殊，不是“散戶”而是專業的機構投資者；二是交易方式特殊，投資者不是通過公開競價而是通過參與定向增發購買股票。在這種情形下，對機構投資者要不要賠、如何賠，《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證券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并沒有明確規定。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機構投資者針對證券虛假陳述的索賠往往難以得到支持，理由通常是機構投資者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但這種更高注意義務的法律依據是什么，如何確定其合理邊界，缺乏深入的、體系化的思考。
本案的審理法院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充分發揮司法智慧，對該問題進行了有益探索。經過嚴謹分析后，本案的審理法院認為，不論是機構投資者還是普通投資者，在證券交易中都是投資者。投資者是否應負有更高注意義務，應當主要根據交易市場和交易方式來確定。對于公開募集股份的發行市場和通過證券交易所報價系統進行的“非面對面”證券交易，投資者均是信賴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進行交易，所面對的風險和可獲得的收益是一致的，因此投資者的注意義務也不應有所區別。而對于向特定投資者發行股票、協議轉讓等“面對面”證券交易，投資門檻高、投資期限長，風險與收益顯然較“非面對面”交易形式更高。因此在這類證券交易中，投資者應當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法院指出，在“面對面”證券交易中投資者已完成交易因果關系舉證證明義務后，=將會發生舉證責任轉移，如果信息披露義務人認為專業投資者未盡到注意義務的，應由信息披露義務人承擔舉證證明義務，從而推翻投資者合理信賴的主張。法院進一步認為，投資者的注意義務應與其專業能力相匹配，但如何進行此種義務和能力的細致比對，還有待未來持續進行案例的深入探討。
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結構存在失衡，機構投資者所占比重偏低，不利于我國證券市場的長期穩健發展。本案所確立的裁判規則有利于保障我國證券市場各類投資主體，尤其是機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機構投資者的培育與健康發展，將為落實黨中央關于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重大決策部署發揮積極作用?！?/p>
根據該案例確立的裁判規則及專家的點評可以看出：
1、如果機構投資者是通過二級市場“非面對面”的方式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因為機構投資者所面對的風險和可獲得的收益與普通投資者是一致的，所以不會要求機構投資者有更高的注意義務。
2、如果機構投資者是通過“面對面”的方式進行交易的，機構投資者的舉證責任和注意義務則要高于“非面對面”方式的交易。
專業從事股票索賠案件代理的謝保平律師認為，這個裁判規則的確立，對機構投資者參與證券虛假陳述索賠來說，是個巨大的利好消息。
